读书笔记八十五：我在12月30日就读完了卢梭的《爱弥儿》，但对于读后感，我斟酌了好几天，今天才动笔表达出来。这部巨著与其说是一部关于教育的书，但不如说是一部关于思想启蒙的书。卢梭在《忏悔录》提到，他有五个孩子，但都送去了育婴所。他并没有教育孩子的经验，这个“爱弥儿”其实就是他虚构的人物，这部小说，真正展示的是爱弥儿如何由一个婴孩成长为具有独立思考精神、充满智慧的成年人的过程。文中的爱弥儿，完全符合张文显在《法理学》展示的现代公民的形象，他具有以下全部意识：主体意识、权利意识、参与意识、平等意识、宽容意识、法治意识、义务（责任）意识、理性精神、人本观念、全球意识。同时，文中展示的思想至今仍在闪光，我通过12月28日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作出的宣告易真武无罪的判决，结合卢梭的话，来谈谈自己的体会。凡是知道这样案件的人，就一定知道原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家慧和她的丈夫刘远生，如果不是这对罪恶的夫妻被绳之以法，易真武能不能迎来无罪，很值得人深思。卢梭在《爱弥儿》中阐述了行政官身上具有的三种本质不同的意志：第一，倾向他自己的利益的个别意志；第二，专门以维护执政者利益为目的的行政官的共同意志，这种意志可以称为集团的意志，对政府来说是普遍性的，对国家（政府是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来说是特殊的；第三，人民的意志，即主权者的意志，这种意志无论对作为总体的国家或者对作为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政府来说，都同样是普遍的。在一个十全十美的立法机构中，个别的特殊的意志几乎是没有的，政府固有的集团的意志也是十分次要的，因此，作为主权者的全体的意志是衡量一切其他意志的标准。反之，按照自然的秩序来说，这几种不同的意志越集中，它们便越趋活跃；全体的意志始终是最弱的，集团的意志是居于第二位的，个别的意志是胜过一切的；所以，每一个人首先是他自己，其次是行政官，最后才是公民。这个次序的先后和社会次序的先后是恰恰相反的。
这是卢梭的原话。对照张家慧看，她首先是她自己，从这个角度看，她就是个自然人，同易真武没有区别；其次，她作为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副院长，在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这个机构，她属于行政长官的范畴， 她有义务维持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秩序，与其他的工作人员一道，保证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这个机构正常运转；第三，她也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具有人民的意志。但是，从这件案件披露的情况看，她的副院长的身份，更多在谋求她自己的个人利益；她的个人利益并非是基于她自然人的身份应该享受的利益，而是一直非法的利益。换言之，她个人获得的利益没有非法或合法的区别，能攫取到的，她都在不遗余力地攫取。
她的第二种、第三种意志没有限制她的第一种意志，相反在为她实现第一种意志提供便利条件。
国家由政府治理，再好的政府，都由执行官在执行，对执行官无限制或约束，好政府也最终会沦为坏政府。因此，卢梭认为，政府本身无好坏之说。但执行官有。
卢梭继续说：可以用来解决社会体系的所有矛盾，有两种依赖：依赖于物，这来自自然；依赖于人，这来自社会。依赖于物，因为不涉及道德品行，所以不会损害自由，也不会产生罪恶。依赖于人，因为杂乱无序，就会产生各种罪恶，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主人和奴仆变得互相败坏。如果有什么办法可以治疗社会中的这种弊病，那就是用法律来代替人，并用高于独立个体意志行为的真正力量来武装共同意志。如果国家的法律也像自然法则那样不可改变，不会为人力所攻克，那么对人的依赖就会再度变成对物的依赖。那样，我们就可以把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所有的益处都结合在一起。我们就可以把使人免于恶习的自由和弘扬美德的道德结合起来。
对于卢梭的观点，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的阐述更加鲜明。黑格尔是在序言部分说出了这么句话：“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他认为，规律分两类：自然规律和法律。而自然规律简单明了，自然界本身就是合理的，自然规律是最高真理；而法律是被人类设定出来的，和伦理一样，需要通过思想而被领会，需要通过思想才能取得合理的形式。因此，法律的制定，需要谨慎，需要取得普遍性，不能肆意妄为，也不能将法归结于主观信念。
我国的立法层面已经趋于完美，只要把张家慧之流的执行官，囿于法律之中，不让她胡作非为，压抑她的个人意志，或者说，让她的个人意志接受集团意志和人民意志的监督，那么她就无法任由自己的意志天马行空了。在这个案件中，张家慧受到了惩罚，那个批捕易真武的官员，也是执行官，他的权力也被滥用，被另一种权力（来自张家慧的）收买，脱离了法律的束缚，他的行为也是个人意志在发挥作用，干涉了集团意志和人民意志，他们也不能幸免于法。政府的运作才能保证尽量满足和体现人民的意志，人民才是真正当家作主。事后救济固然必不可少，但事前预防更有价值，只有这样，人民才能准确预测自己的行为后果，避免自己陷入困境。
